美髯公朱希祖1926年摄于。
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，学界美髯公大胡子之后
刘宜庆
他是章太炎门下，被戏称为“西王”；他是出席“全国读音统一会”的代表，在国语运动中起草的注音号方案一锤定音；他是“某籍某系”的北大教授，先后担任国文系、史学系主任；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，倡导白话文，反对礼教；他任清史馆的协修，袁世凯颁发的四等嘉禾奖章……
史学海盐朱希祖，一生有诸多身份，史学家是其根本。建构史学教育体系，整理历史文献和档案，编修国史，考察历史遗迹，研究南明史……每一件事中都贯注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尊严。他做这些事情只有两个目的：一是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，二是唤醒国人的士气。
生于晚清，留学日本，初年进入大学，登上历史舞台。朱希祖一历洪宪帝制、军阀混战、北伐战争、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。朱希祖历任大学、大学、大学教授，晚年任国民考试院考选会，交游广泛，可谓政学两界的津梁。1944年，朱希祖病逝于重庆，特颁“渊衷硕学”的挽词，葬礼“极一时之哀荣” 。“藉历史以说明之绵延，鼓励之复兴”，追昔抚远，在朱希祖逝世70年后，回望他的人生和事功，历史学家的良知和担当，令人敬仰。
朱希祖留学日本时，师从章太炎。
1919年任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，教授中国文学史。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，写成《中国史学通论》一书及许多史论。 朱希祖任大学史学系主任，这个系主任也很不一般，因为是中国历史上之一个史学系的系主任。朱希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，是现代史学的开创人。
“五四”前后的北大，“卯字号”名教授，可谓北大的台柱子。所谓“卯字号”，就是几个属兔的级人物，两只大兔子是和朱希祖，生于光绪己卯年（1879）。四只小兔子是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的胡适，新文化运动中与钱玄同一起唱双簧的刘半农，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、曾当面顶撞出名的刘文典，二十几岁就做北大教授、以行为怪异著称的林公铎。
，北大“卯字号”的兔子之一。
其实，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，还有一只老兔——生于光绪丁卯年（1867）的蔡元培。“卯字号”的几只兔子，都是北大名教授。胡适不无自得地说：“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。”这三只“兔子”指的是“蔡元培、和胡适”。蔡是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物，陈、胡则是其行政上和教学上的得力助手，他们三个是当时大学的灵。不过，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之，并不入一些章门的法眼。
有意思的是，“中兔”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“小兔”胡适。
胡适初进北大，还是末学新进，对朱希祖很尊重，朱希祖的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、秘本，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书，谈谈版本，请教学问。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册一出版，引来叫好一片，胡适在序言别感谢了朱希祖，说：“对于近人，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。大学的同事里面，钱玄同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。”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，说此书写得肤浅，还肯定地说，胡适既不懂学，也不懂宋明理学，他这本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是写不下去的。
胡适，北大“卯字号”小兔子。
当然，朱希祖这番话，可能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。但另一位章门黄侃就不同了，在大学的课，公开讽刺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只有上半部，没有下半部：“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，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。”学生不解，问何意？黄侃回“监者，太监也。太监，下部没有了。”引得学生大笑不止。
朱希祖对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批评，比较中肯。后来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勉强出了中册，下册果然是无疾而终。这个小插曲，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。从《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》中可以看到，朱希祖和胡适的学术往来比较密切：胡适向朱希祖借书，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 予以补充，两人常写信。毕竟朱希祖是一只“温和、儒雅”的兔子，而黄侃则是桀骜不驯的野马，具有名士的范儿。胡适对待自己的批评，颇有风度，一笑了之。
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，也是学界的美髯公。
1922年大学《国学季刊》编委会同人留影。左起:徐炳昶、沈兼士、马衡、胡适、顾颉刚、朱希祖、陈垣
1914年1月1日，这一年朱希祖36岁，与沈钧儒相约留胡须。于是，学林中，多了两位美髯公。当时，《大学日刊》曾将朱逖先误刊为“米遇光”，北大的同人，章门，都见了他呼作“米遇光”，这个绰号有开玩笑的意味。随着朱希祖的连鬓大胡子初长成，“朱胡子”这个外号不胫而走。不过，北大同人包括他的，更多地称他为“而翁”。毕竟当着他的面，不好意思直白地叫“朱胡子”。“而翁”这个文言的称呼，似乎有了几分敬意。
据《知堂回忆录》，1933年暑假，时任大学教授的朱希祖，回到了北大。在校长室现身的他，引来一片惊呼。“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，大家聚在校长室里，忽然开门进来一个小伙子，没有人认得他，等到他开口说话，这才知道是朱逖先，原来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，似乎换了一个人了。大家这才哄然大笑。”周作人的回忆很生动，试想，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胡须，多日不见，突然了胡须，出现在朋友眼前。那种惊讶之后的恍然大悟，一定伴随着爽快的笑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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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，就是蔡元培。蔡元培认为，对学校的改革，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，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，它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，尤其是学术自由，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的学者，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。
当时，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《新青年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“启蒙和救亡”为主的新文化运动，蔡元培看了之后，认定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。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顾茅庐，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。
继陈独秀之后，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，鲁迅，钱玄同，刘半农，周作人等人，还请鲁迅重新设计了北大的校徽，这个校徽沿用至今。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时只有26岁，碰巧蔡元培、陈独秀和胡适都属兔，分别是50、38、26岁，人称三代兔子党。蔡元培在聘用新人的同时，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员纷纷被解聘，经过调整，全校两百多个教员中，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。
一时间，北大校园里自由主义、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层出不穷，国学、哲学、政治学等各种学说风起云涌，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《国故》等或激进或保守的刊物百家争鸣。
兼容并包一方面意味着各种思想流派的并包，同时也意味着所有学者都应该得到尊重，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，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在北大得到了切实的体现。
蔡元培在北大短短两年的改革，就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面貌，新派知识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，新文化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。后人在书写蔡元培的传记时，常常这样评价蔡元培：“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，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！”
蔡元培一生办学，种下读书爱国爱民和革命的种子。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，从庙堂走向民间，正是蔡元培在北大开风气之先。
1940年3月5日，蔡元培在香港病逝，终年7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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